“慢着。”袁世凯又喝止曹汝霖，“还是先让陆宗舆探听一下日本人的虚实。”

　　“是。”曹汝霖立刻回到外交部向陆宗舆发电报，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在东京摸底，探听日本政府的真实意图。大隈重信、加藤高明等乘机大肆恫吓，陆宗舆回电充满恐日、亲日情绪，说“为救危急起见，只有请政府先定何件可让，与彼推诚相商，总令其不先动兵，则所损尚可稍轻。直接推诚密商，必有商量余地。劝告各报及参政院镇静，不空起哄。”

　　袁世凯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干涉上，制定了两项策略：一是拖延战术，坚持逐条讨论，争取时间，以待外援；第五号估计是讨价还价条件，绝对不议；二是所谓“新闻政策”，即故意泄露日本要求内容和谈判情况，争取国内外舆论的同情，扩大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起国际干涉。

　　“新闻政策”一开始颇见成效，1月25日，北京外交界已经对日本提要求的事议论纷纷。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31日北京进步党机关报《亚细亚报》评论说：“二十一条侵害我国重大主权，绝不应当与之谈判，坐而亡不如战而死。”各地纷纷成立国民对日同志会、劝用国货会、救国储金会等人民团体，留学生、华侨也纷纷响应声援，爱国运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袁世凯政府企图利用群众的爱国热情，争取日本降低要求，因此一度放松对新闻的控制。

　　但是当时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欧洲战场上德军不断获胜，日本的向背有举足轻重之势，协约国不愿得罪日本，希望它为大战更多出力。美国的态度在总统顾问豪斯上校的日记里说得最明白，1月25日他参加白宫讨论二十一条问题之后写道：“可能引起麻烦，我建议慎重从事。目前我们还不能为中国的门户开放而对日本作战。”美国建议美、英联合照会日本提出抗议，外交大臣格雷说这样会损害英日同盟，不肯合作，表示应当让日本从中国有限度地取得一些权益，以作为日本参加对德国作战的报酬。

　　沙俄看见日本要求在南满全境享有居住权和不动产所有权，首先想到的是要依法炮制。外交大臣沙查诺夫提出备忘录说，“俄国政府亦认为自己有权要求在北满推行这种办法”。日本答复说，如果这种办法推行到北满，享有这种权利的将主要不是俄国人而是日本人，迫使俄国打消念头。袁世凯政府原把沙俄看成调停人，将中、日谈判情况告诉俄国公使库朋斯齐，后者反而向日置益提供情报，取媚日本。

　　英国对第五号要求反应并不强烈，它也想趁机同日本作交易。外交副大臣普列姆罗斯在下院答辩时说：“陛下政府不反对日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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