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在所有的工地上，一旦有老板乱来，工人有风险，我们就叫埃莱娜·格雷科来，她会给她的朋友们打电话，给劳动检查员打电话，告诉天堂里的圣人，这事儿就解决了。”

　　他从来都没用过这种语气和我说话，即使是我还是一个小姑娘，觉得他年龄很大，已经俨然一副政治专家的时候，他也没有这样对待过我。我觉得受到了冒犯，我正要回答他，但是娜迪雅插了一句话，就把我排挤在外。她用那种慢悠悠、很嗲的声音，对莉拉说话，就好像和我没什么好说的一样：

　　“那些劳动检查员没什么用，莉娜。他们是去了索卡沃的工厂，他们做了记录，但是后来呢？工厂里一切都照旧。这时候，出面的人倒霉了，那些沉默的人会收到几里拉的补偿，警察攻击了我们，那些法西斯分子来到楼下，他们打了阿尔曼多。”

　　她还没有说完，帕斯卡莱用比刚才更强硬的语气对我说，声音更大了：

　　“你跟我们说说，你他妈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非常痛苦，带着一种真实的失望，“你知道意大利现在的情况吗？你对于阶级斗争有概念吗？”

　　“别大喊大叫的，拜托了。”娜迪雅对他说。然后她对着莉拉，几乎是在絮语：

　　“你不应该丢下自己的同伴。”

　　莉拉回答说：

　　“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失败。”

　　“也就是说？”

　　“在那里面，靠发传单，或者和法西斯打架是无法取胜了。”

　　“那怎么取胜？”

　　莉拉不说话了，帕斯卡莱这时候对着她，一字一句地说：

　　“要靠动用老板的好朋友吗？不管其他人，得到一点钱就可以了吗？”

　　我这时候忍不住说：

　　“帕斯卡莱，别这样，”我在不由自主也抬高了嗓门，“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事情不是这样的。”

　　尽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要怎么组织语言，但我想解释，想让他闭嘴，唯一一句在我嘴边的话，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那就是：“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现在可以把手放在这位有钱人家的大小姐身上，你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但这时候，莉拉用一句出人预料的、不耐烦的话阻止了我，让我非常迷惑。她说：

　　“别说了！莱农，他们说得对。”

　　我觉得很难过，他们说得对？我想反击，我想对她发火，她到底想说什么？但这时候，加利亚尼老师回来了，能听到楼道里响起了她的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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