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申明诏令：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如工商、杂类人等，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

　　也就是商人、工匠、技术人才，有卓越不凡者，也允许参军、参与科考。

　　同时本朝的经商环境，也可以说是开历代之先河，前所未有的公正与宽松。

　　朝廷推行了“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开元元年就颁布了诏令：“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

　　开元三年又颁布诏令：“自今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

　　并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官吏如果“留滞（商人）三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因而乞取财物，赃轻者，徒一年”。

　　以至于宋室内的商人、大户都盛赞：“本朝于文法之内，未尝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

　　在大宋开朝之后，商人更是曾经有一度被邀为朝廷上宾。步骘为三司使，他在制订《盐茶法》时，就邀请了茶商、盐商数十人协商讨论“各条利害”。当时的争论很激烈，茶商提出的方案，是茶的商业利益尽归商人，商人“取利太深”；官方的方案是国家专营茶叶，利归官府，商人“灭裂无取”。最后朝廷采纳了折中的方案，“公私皆济”，换言之，即吸收了商人的意见。国家在立法过程中不但给予商人表达利益的渠道，制订出来的法律还考虑了商人的利益，这在其他王朝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只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当时参与三司使制法讨论的数十名商人，无一例外都是诸夏贵州。

　　如今一个胡人的商人出现在了这里，还是第一次。

　　倒是三司使步骘的思绪更加灵活，问道：“大秦？在西域之西的大秦？”

　　孙策点头，说道：“没错，就是彼大秦，传闻其为西方大国，地广数万里。”

　　汉室对国外还是了解的，得益于张骞的西拓，早在武帝朝，中原就知道了西方的罗马，并称其为大秦。

　　至于为什么起了大秦这么个名字。

　　大概是因为“秦”字在甲骨文中有丰盛的意思，而罗马帝国在当时的强大形象使得中国将其称为“大秦”。

　　但不论因为什么，两国相隔这么远，都意味着不可能对彼此进行征服。

　　不论罗马与宋孰强，那都是一个关公战秦琼的问题。

　　两国相隔着数万里，就算以宋军之坚毅，也走不过去。

　　宋军能爬雪山、越高原、历长河落日上万里征程，可是没办法跨越后勤掣肘的极限。绵延万里的征程，跟直线距离万里的征程，还是有所区别的。

　　至于大秦，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离开地中海，疆域范围就不超过两百里。他们重步兵的行军，就注定了没办法把势力范围推广太远。

　　只听过中原这面的匈奴、突厥、蒙古打到地中海去，可从没听过地中海附近的军队越过葱领。

　　因而两个文明注定了只能以商业往来进行交流。

　　关于对方的军事压力，完全没必要担忧。

　　所以在听闻孙策之言后，张昭再度看了秦论一眼，问道：“其既然是在西域之西，怎么会行商到交趾，被士燮从交趾送到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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