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忧郁症患者提供或多或少的适当治疗，不过他们得自己找到正确的政府单位、填好表格、排队等候、拿出三种附照片的证件、研究后再报名参加治疗计划等。贫困忧郁者的社会地位和严重的病情，实在很难做到这些。这类人只有在还未陷入忧郁症之前注意到这个病症，才可能接受治疗。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院长史蒂文·海曼谈到心理健康计划：“第一步是说服他们接受治疗。社会救济计划就该这么做。如果要让他们从接受社会救济的贫困户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工作者，这是个好的开始。他们大概一辈子都不曾有受人关注的经验。”大多数人对从未有过的经验一开始会感到不适应。不愿接受协助的沮丧者，通常不太相信别人可以协助他免除痛苦，只有用传教士的热情才能说服他们。

　　要推算出为这个族群提供服务所需花费的详细数字，并不太容易，不过美国有百分之十三点七的人口，收入低于贫穷标准，而且根据最近的研究，有百分之四十二领取“育儿家庭补助金”（美国政府提供给无经济支柱又有小孩的家庭的补助款）的家长符合临床忧郁症的症状——这比全国平均比率多出一倍。接受社会救济的怀孕母亲符合忧郁症症状的，更是惊人地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障碍者之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比一般人更需要社会救济。我们若不寻找并治疗贫困的忧郁症病患，不仅显得我们很残酷，代价也十分高昂。搜集社会议题统计数字的机构“精准政策研究公司”证实“有相当比例的社会救济人口罹患未诊断／或未得到治疗的心理病症”，若为这些人提供服务则可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每年花在非老年贫困成人与其子女的补助金额约达二百亿美元，而发给这类型家庭的粮食券金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若我们保守估计，接受救济金的人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有忧郁症，其中一半可成功治愈，而其中三分之二可回到工作岗位，至少是兼职工作，即使把治疗费用也算进去，还是可以降低社会救济约百分之八的花费——每年可节省大约三十五亿。由于美国政府提供这类家庭健康医疗与其他服务，实际可节省的金额可能更高。现在，负责社会救济的官员并未有系统地检视忧郁症；社会救济计划基本上是由不太注重社会工作的行政官员来主持。许多因心理疾病而引发问题的案例，常在社会救济报告中被有意忽略。自由派政客喜欢强调不幸的贫穷阶级是自由经济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不需要调整；而保守派政客则喜欢把这种问题归因为懒惰的结果，调整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也改变不了懒惰。事实上，对许多穷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既非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缺乏就业动机，而是严重的心理健康缺陷使他们无法就业。

　　有几项针对贫困者的前瞻性研究正在进行。许多从事公共心理卫生的医生专注于这个族群，并且已经证明贫困忧郁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珍妮·米兰达是乔治城大学的心理学家，在都市贫民区的心理卫生医疗中心工作了许多年。她最近完成一项针对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妇女治疗研究，那里是华盛顿特区外的贫民区。由于梅兰市提供给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只有家庭计划医疗中心，米兰达从中选取一家进行忧郁症的随机调查。她把判断为忧郁症患者的人登记在医疗资料中，以观察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维吉尼亚大学的埃米莉·豪茵丝坦最近指导了一项乡村妇女忧郁症治疗研究。她从问题儿童着手，再转向治疗他们的母亲。研究重点地区位于乡野的维吉尼亚州里的白金汉郡——那里大多数的工作机会在监狱和少数工厂之中，未受教育的人口不在少数，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电话，许多人住在没有隔间、没有厕所，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屋子里。米兰达和豪茵丝坦从他们的调查资料中筛选出药物滥用者，引导她们接受康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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