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们一起干，”

　　乔建国接过烟放到嘴上，合上账本，巴巴地问，“乖乖，真有这么好赚？”

　　自中央批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他身边下海干个体的也不少，却没见过像郑剑锋这般捞钱的，不过两年的时间，竟捞了他干一辈子厨子也不一定能存到的钱。

　　他不是不信他这小舅子，只是脑子有点乱、有点懵。

　　郑剑锋收起账本，不急不躁地说：“姐夫，我能骗？我就是再混账，我也不能拿我姐和孩子开玩笑，我知道我们现在是走国家漏洞，可干这事也不只我们几个，再说这艘船我们也搭不了多久了，没准明年形势就变了呢？到时候就想赚也没得赚，”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倒爷”是值得书写的群体之一。就是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个体户、倒爷、小作坊、集体工厂以“蚂蚁雄兵”的方式，推倒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堤防。

　　直到后世的2010年，在大多数国人的眼中，“倒爷”这个词说起来似乎依然不是那么的褒义。事实上，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善于抓住商机的那拨人。

　　而郑剑峰、唐爱国、孙建军恰是赶上这趟车的那拨人。

　　1979年后，国家实行原材料价格改革，许多产品的国家统配价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抬高，比如原煤价格从每吨14.52元提高为32.32元，统配水泥由每吨40元提高到90元；而另一方面，国家也允许企业超计划自销产品，可按市场价格出售。

　　这就形成了“双重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国家统配价和市场价同时并存)。这样的背景下，市场价格比国家统配价时常会高出一到两倍。“双轨制”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也给那些“倒爷”们带来了商机。

　　郑剑锋在越战中为救牟国安身中三枪，并在紧急时刻扑倒了一个叫牛根生的战友，不曾想本能的护友之举换来了一生的贵人相助。

　　越战之后，他以伤员的身份复员回家，而牛根生和牟国安却被授予二等功章并提干。

　　牛根生的老爷子在河南省政府部门任要职，为了报答郑剑锋的救命恩人便从动用老爷子的人脉给牟国安搞到一张一次性木材采伐批条，那个时候，北方的木材大概在两三百元一立方米，而到了浙江就卖到了七八百元一立方米。

　　于是，郑剑锋拉起了昔日的战友唐爱国和孙建军做起了木材的倒卖生意。

　　虽然批条只能用一次，但在那个双轨制的年代，利用手中资源倒空卖空，已经心照不宣。精明的唐爱国、郑剑峰他们便用第一次赚取的利润疏通关系做了本钱到其他地方继续倒卖。

　　把东北的大米、豆子卖到江浙、上海、北京，把江浙、苏杭等地的衣服和丝织制品卖到苏北、山东、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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