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论语季氏》）“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论语阳货》）。

　　公武派宣称，孔子以“仁”释“礼”，将作为外在规范的“礼”解释为“仁”的内在要求，而“仁”又基础于人的心理感情之“乐”，因而“乐”高于“仁”更高于“礼”。孔子的“仁”却自始即是以“乐”为基础的。因此，可以说“乐”是比“仁”更深层更宏大的概念。因此，科技和经济可以满足人之乐得到了道德层次的肯定。而“体用不二、天人合一、情理交溶、主客同构”作为“乐之极致”终结了洋务时期“西学”和“中学”的说法，天下学说无所谓中西之别，天下民族也无所谓满汉之分，差别仅仅在于文化的差异，而我中华则“包罗万象”“海纳百川”。规范和平等的思想逐渐被世人认同。

　　公武派这期间对于中西文化最大的突破则在于科学和玄学的划分，导致了中国随后奇迹时代的“思想爆炸”。他们提出的理论主要有：

　　一、“可道非常道，常道非可道”。世界是无限的，因此它整体上说也是不可道的。科学的思辩、量智、理论理xing，永远只能认识其一部分；玄学的体证、xing智、本体理xing，才能把握其全体。科学与玄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问，科学思辩的对象及结果为知识，知识的特点是“可道”，故知识是“支离破碎”的；玄学体证的对象及结果是本体真实，本体的特点是“不可道”，故本体只可以“整体如此”。因此“墨家”研究“可道”还是释家、道家研究“不可道”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没有高下的差别，儒家则阐述两者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基本观点后来为奇迹时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创造与价值：天人合一，则宇宙是我内省的归属。对于这种归属的体证，便实现了能所互泯，内外浑然。从而宇宙与人生同体同xing，天道与人道同质同流。故而便有其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二，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万物生生不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而我身心的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推动和创造着生命的奇迹，“苟ri新，riri新，又ri新”，以至于“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这便是人生价值的极致。但这种人生价值的极致并不遥远，它就在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的实现之中。也就是说，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的实现，都是“赞天地之化育”的价值极致的组成部分。因此创造的价值，在于“自我身心生活之乐、事业之乐、道德之乐、法制之乐、信仰之乐、超越之乐的实现”。这个在当时建立的一切以“天人合一”“ri新化育”为终极的信仰体系彻底打掉了“利”“义”的争执为工业发展铺平道路。

　　到了后来的奇迹时代，从事政治的士人，从事研究的学者还是被赋予了和士人相同的地位的工商业的圈子中，“君子小人说”仍然被广泛采用，“商人于信，学人于真，士人于义”，把商业信誉、学术道德和政治道德上升为社会思想信仰层次，乃至“天下大治”，这个意料之外的副作用就不是刘云集团以及公武派当初能够想到的。刘云后来在《挑战》中说到，“我们不是在改变历史，我们是和人民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恐怕除了总结，还有那么一丝感慨的意思在里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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